乌克兰史

声明:百科词条人人可编辑,词条创建和修改均免费,绝不存在官方及代理商付费代编,请勿上当受骗。详情

《乌克兰史》是2009年中国出版集团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美国)保罗·库比塞克。

从史前时期以来,今日乌克兰领域范围内的移民模乘习式和住区模式在3个地理带上各不相同。黑海沿岸若干世纪以来都处于当时的的地中海海上强国的势力范围内。开阔的干草原从东越过乌克兰南部呈漏斗形地向多瑙河口延伸,形成骑马的游牧民族移民潮源源不断地从中亚涌入欧洲的天然通道。乌克兰中北部和西部的混交森林-干草原和森林带定居着农业居民,通过水路与欧洲的北部和中部相连。这些地区的边境既经常发生军事冲突,文化交往也十分频繁。

西元前7~6世纪开始,在黑海北岸、克里米亚和亚速海沿岸,曾建有许多希腊人的聚居区;这些希腊人的边远居民点后来受到罗马帝国的管辖。在西元前第葛料欠一千纪年间,干草原腹地相继被辛梅里安人西徐亚人萨尔马特人占领。这些民族全都是伊朗血统,与希腊人的聚居区保持着商业和文化关系。

西元200年左右,随着哥特人从波罗的海地区进入乌克兰,遂开始了大迁徙时期。他们赶走了萨尔马特人,但迎定白榜他们的势力在375年左右被从东面入侵的匈人打垮。接着,匈人又在5~6世纪被保加利亚人阿瓦尔人所取代。7~9世纪之间,乌克兰干草原成了突厥族的哈札尔人(Khazar)汗国的一部分,这是个以伏尔加河下游为中心的商业帝国。9世纪末,哈札尔人对干草原的控制被马扎尔人打破。此后在10~11世纪,佩切涅格人控制了乌克兰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他们又接着被钦察人所取代。在游牧部落入侵的整个时期,克里米亚只有少数希腊人的居民点,他们主要是在切尔松尼斯(Chersonesus),靠拜占庭帝国的支持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与此同时,在向东迁徙的日耳曼移民的影响下,一些斯拉夫部落也在5~6世纪开始从他们喀尔巴阡山脉以北的最初家园往外迁移。一些斯拉夫人向西迁徙,另一些则向南进入巴尔干地区。东斯拉夫人占领着乌克兰西部和中北部的森林区和森林-干草原区以及白俄罗斯的南部,他们再从那里向北扩展,往东北进入以莫斯科为中心的未来俄罗斯的领土。东斯拉夫人从事农业和牲畜饲养业,也从事制衣和制陶等家庭副业,还修筑有防御工事的居民点,其中许多后来发展成重要的商业和政治中心。建在聂伯河高峻右岸的基辅,就是询重项这类早期居民点之一。

9世纪中叶基辅国家的建立,与国际贸易的发展和从波罗的海到拜占庭的聂伯商路(基辅为此路上的战略要地)的新的优势有联系。此商路的沿线贸易由瓦兰吉亚人(Varangian,即古代斯堪的那维亚人)的商人-军人控制,基辅诸王公的祖先就来自他们的队伍,但很快就斯拉夫化了。在早期编年史中,瓦兰吉亚人也称罗斯人,这共同的名称成为基辅地区——罗斯人的基本领土——的地方名称;后来,由于领土扩大,这一名称就用于基辅王朝各成员所统治的全部领土。

10世纪末,基辅的版图覆盖了大片地区,从乌克兰开阔干草原的边缘向北扩大到拉多加(Ladoga)湖和窝瓦河上游盆地。在弗拉基米尔一世及其子雅罗斯拉夫(Yaroslav)的统治下,基辅的权势达到了顶峰。988年,弗拉基米尔采用基督教为其国教,在拜占庭人和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支持下,形成了教会等级制度。随着新宗教的进入,在建筑、艺术和音乐方面产生了新的形式,出现了书写语言(教会斯拉夫语),开始有了书写文化。所有这一切,都是雅罗斯拉夫大力推进的,他还颁布了斯拉夫人的第一套法典。

雅罗斯拉夫死后,基辅进入一个很长的衰退时期。贸易商路的变动损害了基辅在经济上的重要性,而与钦察人在干草原带的战争又耗尽了它的财富和力量。王位继承权的角逐和各王公之间的敌对削弱了基辅的政治主宰权,加强了各公国中的分离倾向。13世照希桨纪中叶蒙古人的征服终于结束了基辅政权,但是于1199年在西乌克兰建立的斯拉夫加利西亚-沃利尼亚公国则继续存在到1340年该统治王朝覆灭。

14世纪中叶,乌克兰的领土受到3个外来强国的统治∶金帐汗国立陶宛大公国和波兰王国。 干草原带和克里米亚成了鞑靼金帐汗国直接统治的领土的一部分,沿海城镇和海上贸易此时则落入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手中。金帐汗国是成吉思汗蒙古帝国最西部的继承国,其汗篮催抹页居住在窝瓦河上的萨赖城(Sarai)。15世纪中叶,金帐汗国逐渐解体。它的继承国之一克里米亚汗国在1475年后接受了鄂图曼苏丹的霸主地位。克里米亚半岛以及毗连的干草原带大部分地区在该汗国的统治下,直到1783年被俄罗斯帝国并吞。

蒙古在乌克兰其他地方的统治为格酷去时短暂,乌克兰西北部和中部成为13世纪崛起的另一新强国——立陶宛大公国的扩张场所。

立陶宛在一个世纪内,吞并了白俄罗斯的所有领土,并在阿尔吉达斯(Algirdas)大公的领导下迅速进入乌克兰。1350年代,占领了切尔尼戈夫(Chernigov)及邻近地区,60年代占领基辅地区及南部的佩列亚斯拉夫(Pereyaslav)和波多利亚(Podillya)。与波兰争夺前加利西亚-沃利尼亚公国的角逐,在80年代以对其实行瓜分而宣告结束,立陶宛得到沃利尼亚,波兰对加利西亚的所有权也得到确认。这样,立陶宛的控制实际上已扩大到远至开阔干草原带,甚至曾短时期远达黑海的全部乌克兰领土。

在立陶宛国内,罗塞尼亚(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土起初保留了相当大的自治权,信奉异教的立陶宛人越来越多地皈依东正教并为罗塞尼亚的文化所同化。大公的行政措施和法律制度也大量按照斯拉夫人的习惯,罗塞尼亚语(古斯拉夫教会语掺入大量乌克兰方言和白俄罗斯方言的成分)成了大公国的官方用语。

波兰在乌克兰的直接统治从1340年代起及此后的200年一直局限在加利西亚。但是,随着1385~1386年两国王朝的合并和立陶宛人接受了拉丁(天主教)教,立陶宛很快就进入波兰的势力范围。天主教在立陶宛人中的传播,以及随之而产生的波兰语言、文化、政治见解和社会秩序在立陶宛贵族中的传播,正像早些时候在加利西亚发生的情形一样,削弱了罗塞尼亚人信奉的东正教的地位。1569年根据《卢布林联合》协定,波兰和立陶宛之间两个王朝的合并改为两个国家在宪法上的联合,即波兰立陶宛联邦。与此同时,乌克兰的更大一部分领土脱离了立陶宛,直接并入波兰。此举加速了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仍留在立陶宛内)的分化,但通过取消他们之间的政治边界,促进了加利西亚和乌克兰东部领土更紧密的结合。在下一个世纪,所有乌克兰民族的领土实际上都处在优势的波兰政治和文化的直接影响下。

被立陶宛和波兰统治了300多年的乌克兰,到17世纪中叶已实际上经受了巨大的社会演变。

基辅罗斯时代的王公贵族的家族大部分融入并成为立陶宛和波兰享有特权的贵族阶层的一部分。长期信仰东正教和使用罗塞尼亚语言与风俗的罗塞尼亚贵族,在16世纪后期越来越倾向于波兰化,这一过程开始时是由于耶稣会办的学校以及人们改奉天主教。

随着城市和城镇的贸易发展,特别是在西乌克兰,市民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他们被按照与行会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内部社会等级制度以及宗教信仰和不同的种族而画分开来。自13世纪以来,许多波兰人、亚美尼亚人、日耳曼人和犹太人就在乌克兰人往往减少成少数民族的城市里定居。

在波兰统治时期,农民的状况持续恶化。依旧存在的自由农民在立陶宛时代晚期开始迅速变成农奴,而农奴的义务则越来越繁重。到16世纪末,农民的骚动风起云涌,尤其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居民稀少的土地第一次向波兰领主开放,并经王室批准,建立了一些大庄园,以满足欧洲市场的谷物需求。为了吸引劳动力到新庄园工作,准予暂时免除农民的农奴义务;免除期满又恢复农奴地位时,在过惯了自由生活的人民中激起了强烈的不满。于是,农民纷纷逃入“荒野”——东部和南部的干草原地带。这种紧张局势由于下列事实而更为恶化∶农民是乌克兰人和东正教徒,地主大部分是波兰人(或已波兰化)和天主教徒,代替在外地主的庄园总管或租借人常常是犹太人。因而,这种社会不满是民族和宗教怨愤的结合物。

正如乌克兰人在立陶宛和波兰统治时期的社会状况逐渐恶化一样,罗塞尼亚教会的情况也一样。天主教会逐渐向东扩张,进入乌克兰,它享有国家的支持和凌驾于东正教之上的合法优势。外部的种种压迫和限制,也随着罗塞尼亚东正教会内部的严重衰落而到来。从16世纪中叶起,由于反对宗教改革和耶稣会教士来到波兰而重新恢复了活力的天主教以及新教(尽管是暂时的)取得了进展,尤其是在罗塞尼亚的贵族中。

1596年,宗教的发展发生了急剧改变。在布列斯特宗教会议上,基辅大主教和大多数主教签署了一项与罗马联合的法令。根据该法令,罗塞尼亚教会承认罗马教宗(教皇)的首脑地位,但保留东正教会的礼仪和使用斯拉夫语,以及行政上的自治权和包括神职人员可以结婚的传统教规。

所谓的东仪天主教会(Uniate church)无法与决议预见到的拉丁教会合法地平起平坐,也不能阻止贵族的波兰化和拉丁化。与此同时,布列斯特教会合并在罗塞尼亚教会和社会中引起了深刻的分裂,这反映在大量争辩性的文献中,也反映在1620年东正教等级制度恢复之后,围绕对主教职位和教会财产的控制的斗争加剧以及发生了许多暴力事件上。1620年代和30年代曾努力对裂痕进行弥合,但最终都徒劳无益。

15世纪,一个新的军人阶层——哥萨克(源于突厥语kazak,或称“自由人”),开始在乌克兰南部干草原带边境逐渐形成。此专名最初用于那些好冒险的人,他们季节性地进入干草原带狩猎、捕鱼和采集蜂蜜。他们的人数由于逃亡农奴和包括贵族在内的其他各阶层的冒险分子而不断壮大。哥萨克们联合在一起互相保护,到了16世纪中叶,已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独特民主性质的军事组织。该组织有一个称作大会(拉达〔rada〕)的最高权力机关,以及选举出来的的各级军官,包括总司令,或称盖特曼。他们的中心设在锡奇(Sich),即聂伯河下游“石滩地区”(za porohy)的一个武装营地——此后,即称为札波罗热营地。

哥萨克保护乌克兰的边民免受鞑靼人侵犯,指挥自己的军队入侵克里米亚领土的战役,甚至乘着轻便船只袭击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沿海城市。波兰政府发现哥萨克在与鞑靼人土耳其人莫斯科大公国的战争中是一支有用的战斗力量,但在和平时期却把他们看作一群反覆无常的的危险分子,因而企图从制度上来控制他们,并通过官方登记限制他们的人数。此举在越来越认为自己有天赋的权利和自由的哥萨克中引起了强烈的不满。从1591年起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哥萨克零星地起来反抗过几次,但都被十分费力地下去。

17世纪前半叶,哥萨克还卷入了猛烈的宗教冲突。1620年,整个札波罗热军队加入了基辅正教兄弟会;同年,一个新的正教僧侣统治集团在军队的保护下于基辅就任圣职。这样,在剧烈的宗教分裂中,哥萨克便成了正教的坚定支持者和东正教会不妥协的反对派。

由于社会不满、宗教冲突和哥萨克对波兰当局的怨恨最后汇合到一起,造成的紧张形势到1648年达到了顶点。以表面像一次典型的哥萨克反叛为开始,在赫梅利尼茨基的领导下,乌克兰很快卷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战争和革命中。

赫梅利尼茨基原是一个小贵族和哥萨克军官,他在波兰人手下曾蒙受不白之冤,1647年末,他逃到锡奇,不久被选为盖特曼。1648年初,他开始筹备一次起义,他为此目的寻求鞑靼军队的支持。波兰以先发制人的手段派了一支军队来阻止这次反叛,在5月的两次战斗中遭到失败。这次胜利给大规模的人民起义发出了信号。当哥萨克和农民把他们的满腔怒火发泄到那些与波兰和社会压迫有牵连的地主、军官、拉丁教会和东正教会的神职人员和犹太人身上时暴力行为蔓延到乌克兰的四面八方。波兰人对起义人民采取了血腥的报复行动。9月,赫梅利尼茨基使一支新征集的波兰军队遭受了又一次惨败,向西穿过加利西亚,最后围攻波兰本土的札莫希奇(Zamosc)。但他并没有乘胜追击,在11月一位新的波兰国选举产生后,他随即回到乌克兰中部。1649年1月,赫梅利尼茨基凯旋进入基辅,作为解放者受到热烈的欢呼。

尽管赫梅利尼茨基最初只想洗刷从波兰王国所受的冤屈,但他进入基辅之后,就开始构想把乌克兰建成一个独立的哥萨克国家。他着手建立一套行政和财政管理制度,并建立了一个由哥萨克军官中的一批精英组成的地方政府,并同外国建立了关系。但他仍准备承认波兰王室的统治权,并开始和波兰人谈判。但事实证明,无论是《兹博罗夫条约》(Treaty of Zboriv),还是两年后另一次不太有利的协定,对波兰贵族或是对乌克兰方面的哥萨克普通士兵和变得激进的群众,都是不能接受的。

而军事行动仍在继续,胜负未定。由于鞑靼人的支持在关键时刻证明并不可靠,赫梅利尼茨基开始寻找另外的盟友。1654年,他在佩列亚斯拉夫同莫斯科缔结了一项协定,其确切性质曾引起激烈的争论。俄罗斯历史学家强调说,乌克兰接受了沙皇的宗主权。它后来使俄罗斯的统治合法化;乌克兰的史学著作则强调说,莫斯科承认了乌克兰的自主权(包括选举盖特曼、自治和开展外交关系的权利),这实际上等于让乌克兰独立。莫斯科加入了同波兰作战,尽管有几次联合的胜利,但没有出现决定性的突破,赫梅利尼茨基对与莫斯科的联盟越来越感到幻灭。在控制被征服的白俄罗斯领土上发生过争执,对俄罗斯干涉乌克兰的内部事务也起过冲突。尤其激怒盖特曼的是1655年俄罗斯的敌手、但却是乌克兰的潜在盟友瑞典侵犯波兰之后,俄波恢复了邦交。赫梅利尼茨基于是再一次在瑞典、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布兰登堡、摩达维亚和瓦拉几亚(Wallachia)等国寻找新的同盟和联盟。有迹象表明,盖特曼1657年逝世时曾打算中断与莫斯科的关系。

赫梅利尼茨基的继任者盖特曼维戈夫斯基(Ivan Vyhovsky)中断了与莫斯科的联系,于1658年与波兰签订了《加佳奇条约》(Treaty of Hadyach)。根据该条约的条款,中部乌克兰(企图包括沃利尼亚和加利西亚,但未成功)——在盖特曼和由贵族与军官组成的统治实力集团领导下——建立一个自治的罗斯大公国,与波兰和立陶宛一起组成一个平等的三国联邦。由于此条约对其所憎恨的哥萨克作出让步而令波兰权贵极为反感,条约保守的社会性质和与波兰联在一起又令哥萨克和农民群众深恶痛绝,以及它激起了俄罗斯的愤怒,《加佳奇条约》从未履行过。面对日益增加的反对,维戈夫斯基辞去盖特曼职务,逃往波兰。

维戈夫斯基之后,乌克兰开始迅速走下坡路,进入一种同时代人称之为“没落期”的旷日持久的混乱状态。正在发展成为一个世袭的地主阶级的哥萨克军官同被指望成为其劳动力来源的普通哥萨克士兵和农民之间已经存在的紧张关系在日益加剧。从1663年起,敌对的盖特曼们在波兰和俄罗斯竞争的势力范围内兴衰更替。1667年,根据《安德鲁索沃停战协定》(Treaty of Audrusovo),乌克兰以聂伯河为界分为两部分∶右岸以西归还波兰,左岸以东和基辅确认归俄罗斯所有;札波罗热地区则由波兰-俄罗斯共同统治(1686年改由俄罗斯单独统治)。事实上,札波罗热的哥萨克是自成一体,由于盖特曼们这时都在别处,他们就选出自己的首领,按照自己鲁莽的政策办事。

乌克兰的分治激起了爱国情绪。右岸的盖特曼多罗申科(Petro Doroshenko)暂时占领了左岸,谋求以鄂图曼帝国的属国地位重建一个统一的乌克兰国家。1672年,土耳其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干预,其结果是全部兼并了波多利亚,使其或为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省分长达1/4世纪。由于土耳其的进一步军事行动未能建立起多罗申科的统治并造成了大破坏,尤其是使俄罗斯介入了战争,多罗申科的希望——连同声望——遂化为泡影。大批平民逃往左岸,甚至更远的地方,乌克兰右岸的大片土地变得渺无人烟。多罗申科辞职后,奥斯曼帝国又发动了两次大规模战役,但1681年的停战协定结束了土耳其进一步的直接军事介入。奥斯曼的势力在欧洲正很快衰落下去,1699年波多利亚省重归波兰统治。

1667年乌克兰分治后,自治的盖特曼国,或称盖特曼统治区,只限于左岸的乌克兰地区内。国家的首领是盖特曼。理论上盖特曼是由哥萨克大会选出,但实际上是由一批高级军官选出,而他们反过来又在很大程度上为沙皇的偏爱所左右。在每次选举新盖特曼时都重新谈判自治的条款,长此以往,导致他的特权一直被削弱。不过,一个世纪来,盖特曼统治区享有很大程度的自治并在经济和文化上有了相当可观的发展。

盖特曼统治区的统治集团由哥萨克高级军官组成,他们已形成一个近似于波兰贵族的世袭特权阶级。普通哥萨克也开始在分化,较穷的哥萨克除了合法的地位之外,与农民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自由农民的情况长时间以来日益恶化。他们承担的义务日益增加,处境越来越像农奴。但是,城市生活繁荣兴旺,大城市的一些城镇仍然享有地方自治权;大部分市民保住了自己社会地位应有的权利。在教会领域里,东仪天主教销声匿迹,东正教基辅大主教也在1686年从君士坦丁堡教区迁移到莫斯科教区。在18世纪期间,教会逐渐丧失其传统的自主权和与众不同的乌克兰特性。

在马泽帕(Ivan Mazepa)任盖特曼时,盖特曼国达到其鼎盛时期。马泽帕起初依靠沙皇彼得大帝的支持,在盖特曼统治区内行使近似君主的权力。在他的庇护下,具有鲜明哥萨克巴洛克风格的文学、艺术和建筑欣欣向荣。乌克兰的第一所高等学府基辅-莫吉拉学院(Kievan Mohyla Academy)经历了它的黄金时代。马泽帕渴望并吞右岸,重建一个开始仍在沙皇统治之下的统一的乌克兰国家。但彼得大帝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各项改革和强加于盖特曼统治区的种种苛捐杂税以及大北方战争,显然威胁到了乌克兰的自治权。1708年马泽帕为促进其独立计划,与瑞典的查理十二世缔结秘密联盟,但在决定性的波尔塔瓦战役(1709)中,他们的的联军被击败。

尽管彼得大帝允许选举一个马泽帕的继任者,但盖特曼统治区的自治特权却受到了严重的剥夺,并在18世纪剩下的几十年间进一步衰弱。从1722~1727和1734~1750年间,由于帝国的政权设立了新的机构来监督各地政府,盖特曼的职位处于暂时中止的状态。1750年,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女王为其宠臣的弟弟基里尔·格里戈里耶维奇·拉祖莫夫斯基(Kyrylo Razumovsky)恢复的盖特曼的职位。1762年叶卡捷琳娜二世登基时,盖特曼和哥萨克的高级军官们上书请愿,祈求恢复盖特曼统治区以前的地位;但叶卡捷琳娜二世没有答应,反而在1764年强迫拉祖莫夫斯基辞职。其后20年间,乌克兰自治的所有馀迹都被消灭,1775年,哥萨克的堡垒——札波罗热的锡奇被俄罗斯军队摧毁。

盖特曼统治区东面有一片地区,在17世纪以前仍大部分没有人烟,这是自蒙古人入侵以来的“荒野”的一部分。16世纪末,莫斯科政府就把他们防备鞑靼人的防线世纪,这片地区成为逃离波兰统治的乌克兰农民和哥萨克的聚居区,后来在没落期遭到巨大破坏。这些新来的人建立了一些自由的、没有农奴的居民区,叫做斯洛博达(sloboda,意为大村庄),故称该地区为斯洛博达乌克兰,哈尔科夫发展为该地区的主要中心。斯洛博达乌克兰也像盖特曼统治区一样,虽然受俄罗斯政府委派的官员管辖,但享有广泛的内部自治权。1765年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治下,废除了斯洛博达乌克兰的自治权。

加利西亚和沃利尼亚的乌克兰西部地区仍继续受到波兰的牢牢束缚,在“没落期”结束和土耳其归还波多利亚后,右岸也归波兰所有。但是,只是在1714年,在与第二次北方战争有关的一些大混乱之后,大大削弱的波兰才重新建立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18世纪在波兰统治的乌克兰领土上重新出现的社会,与盖特曼统治区里的社会截然不同。哥萨克作为一支重要的、有组织的力量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大小城镇都经历了一次严重的衰落,其居民中的波兰人和犹太人(特别是在右岸)变得越来越多。天主教继续存在,甚至还提高了它先前的特权地位;但东正教在乌克兰人中却成了主要信奉的宗教。

由于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权威,再加上哥萨克作为一支对抗力量已被根除,右岸遂被波兰贵族统治。特别有权势的是少数权贵家族,他们的庞大庄园实际上已经成了拥有私人武装民团的独立世袭领地。通过从加利西亚特别是沃利尼亚迁入农民(常常由贵族组织)。一些荒芜人烟的地区逐渐又重新有人居住。农奴身分的农民遭受的极度剥削,激起了强烈的不满,导致发生称之为“海达马克”(haydamak〔土耳其语意为∶掠夺者或抢劫者〕)造反的零星暴动。最激烈的一次暴动发生在1768年,只是在俄罗斯军队的协助下才被了下去。

波兰在乌克兰领土上的统治随着波兰-立陶宛王国于1772、1793和1795年被3次瓜分后灭亡而告终。在第一次瓜分中,加利西亚被并入哈布斯堡家族的奥地利。在第二次瓜分中,俄罗斯获得右岸和沃利尼亚东部地区。在第三次瓜分中,俄罗斯又兼并了沃利尼亚的其馀地区。

在废除了盖特曼统治区和斯洛博达乌克兰的自治以及兼并了右岸和沃利尼亚之后,在俄罗斯帝国内的乌克兰领土正式失去了自己民族特色的所有痕迹。这些领土被重新加以区画,设置为正规的俄罗斯省,由圣彼得堡委派的总督管辖。右岸和一些毗邻地区画为限定给帝国内的犹太人居住的地区。由于取消了锡奇和1783年吞并了克里米亚汗国,居民稀少的南部地区(称之为新俄罗斯)成为来自乌克兰其他地区以及少数来自俄罗斯、巴尔干半岛和德国的移民的聚居地。这次移民大大地扩张了乌克兰民族的区域。黑海新港口敖德萨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

社会领域也有了同样的重大发展。为补偿哥萨克高级军官失去其在盖特曼统治区内作为一个统治集团的种种权力,允许他们与俄罗斯贵族有相同的地位;许多人在帝国供职,有些军官获得了最高级别的政府要职。通过教育、通婚和在政府供职,乌克兰贵族渐渐俄罗斯化(正如早先使罗塞尼亚贵族波兰化一样),尽管许多人在感情上仍深深地爱着他们的故国及其风俗民情。右岸的波兰贵族保留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仍是主要的地主阶级。大部分犹太人受到许许多多法律条款的约束,从1881年起,成为经常发生的大屠杀浪潮的牺牲品。1783年,在凯萨琳治下,使左岸农民逐渐变成农奴的进程达到了高潮。但左岸农奴承担的义务没有右岸的繁重。在1861年农奴解放以前,农民中的大多数仍然是农奴,甚至在农奴解放之后,由于拨给的土地不够和巨额的赎金,农民的负担仍很沉重,致使许多农民陷入了穷困。不过,改革把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促进了工业的发展。乌克兰东部的工业发展尤其引人注目,著名的有顿巴次煤田,它吸引了许多来自帝国各地的工人。其结果是,出现了工人阶级和一些日益发展的城市中心,后者成为乌克兰农村海洋中高度俄罗斯化的岛屿。

正如在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里的情形一样,沙皇政权在宗教政策方面也加速消除乌克兰的特色。凯萨琳二世虽然允许主要为波兰人的天主教会继续存在,但却推行一项采用行政手段使乌克兰人从东仪天主教改宗的计划。这次反东仪天主教的运动虽被她的直接继承者们部分地予以改变,但却被尼古拉一世大力恢复。1839年,东仪天主教大主教教区被取消,布列斯特教会合并被宣布无效,东仪天主教教徒最后被吸收进俄罗斯正教会,顽抗不从的神职人员受到严厉惩罚。俄罗斯正教会成了帝国政权在乌克兰实行俄罗斯政策的重要工具。

19世纪中叶,乌克兰发生的一些文化事件和文学事件,引起了沙皇统治阶层的关注。官方观点认为(此种观点也主宰着俄罗斯史学界),乌克兰人是被蒙古-鞑靼人从罗斯整体中分裂出去的俄罗斯人的一个分支或“支族”,即“小俄罗斯人”,由于受到波兰的恶劣影响而偏离了他们自身的历史进程。因此,认为重新把乌克兰和俄罗斯统一成一个整体国家是十分必要的。

沙皇的和俄罗斯帝国中基本上为农村性质的依然守旧的乌克兰社会,妨碍了一次政治运动的发展。许多城市里出现了称作“格罗马达社”意为村社)的秘密团体,他们鼓吹乌克兰文化、教育,并出版地下读物。到该世纪末,主要由大学生领导的“格罗马达社”较年轻的成员更公开地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哈尔科夫的这样一个团体发展成为革命乌克兰党,该党在1900年出版的一个小册子中第一次提出的政治目标是“一个单一的、不可分割的、自由的、独立的乌克兰”。

1905年震撼俄罗斯帝国的革命也在乌克兰引发了工人罢工和农民骚动。但直至1917年革命,具有民族意识、政治上活跃积极的乌克兰人通常提出的要求,很少超过享有语言和文化的权力以及某种形式的地方自治。

1772年,哈布斯堡王朝从波兰手中夺取了加利西亚。两年后,又从摩达维亚手中夺得部分是乌克兰领土、部分是罗马尼亚领土的布科维纳(Bukovina)。而已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作为匈牙利王国一部分的外喀尔巴阡地区,则是第三个乌克兰民族地区。在哈布斯堡统治下的这三个地区有许多共同的遭遇,但由于他们独特的民族环境和早期历史的差别而又各不相同。

在奥地利统治时期乌克兰民族居住的加利西亚地区同其西边纯粹是波兰人的地区在行政上合并为一个单独的省,省会为利沃夫(德语为伦贝格)。此举以及在乌克兰人那一半的省里波兰人构成了占压倒多数的地主阶级并控制了主要城市(虽然许多城镇主要是犹太人的)的事实,使得波兰人同乌克兰人之间的对抗在加利西亚的生活中带有生死攸关的性质。虽然总的说来,哈布斯堡王朝的政策对波兰人有利,但乌克兰人(在当时的术语中称罗塞尼亚人)在奥地利享有民族发展的机会和取得的进步比他们在沙皇俄罗斯获得的要多得多。

玛丽娅·特蕾莎约瑟夫二世倡导的各项改革和在加利西亚实行帝国的行政系统改善了乌克兰人的处境。农民也从1780年代限制徭役和废除地主对个人的约束以及新式农耕方法中得到了好处。市政改革扭转了城市的衰退,提高了乌克兰城市居民的法律地位和社会地位。早在1775年就进行的教育改革允许用乌克兰本族语言授课。

东仪天主教会的命运也有了起色。1774年它重新被命名为希腊公教会,根据帝国法令,其地位与天主教会完全平等,1807年在利维夫兴建了一个大主教教区。帝国当局还煞费苦心地提高神职人员的教育水准。19世纪头几十年,神职人员在新创建的学院里受到培养,几乎只有他们是受过教育的知识阶级,他们的子女开始从事世俗的职业,从而产生了一个乌克兰的知识分子阶层。在19世纪的进程中,希腊公教会发展为一个主要的民族和宗教机构。

席卷奥地利帝国的1848年革命使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政。为表达乌克兰人关心的问题而建立的最高罗塞尼亚议会宣称∶奥地利的罗塞尼亚人与在俄罗斯统治下的乌克兰人是同一民族;要求把加利西亚分成波兰人的和乌克兰人的两个单独的省,后者包括布科维纳和外喀尔巴阡;组建一支国民警卫队和若干军事小分队;出版第一份乌克兰文报纸。

尽管这场革命遭到,但却在加利西亚的社会中引发了重要的变革。1848年废除了徭役。但是,由于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农村人口过剩和几乎完全没有工业来吸收过多的劳动力,乌克兰农民的贫困加剧。1880年代,大批乌克兰人开始移居美洲,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1848年革命的另一后果是,帝国政府同波兰贵族达成谅解,将加利西亚的政治控制权交给了波兰人。当地波兰人的霸权并未因60年代的改革而受到多大影响,但这些改革使奥地利有了宪法和议会,加利西亚实行了省内自治,并建立了省议会。维也纳对总督的任命仅限于从波兰贵族中选拔。行政机构及哈布斯堡王朝统治初期日耳曼化的利维夫大学实行波兰化。全国议会和省议会根据古罗马模式进行的有利于地主阶级及城市阶级的选举,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个处于主宰地位的波兰人多数派。议会中的乌克兰人代表提出的各项主要要求——包括按照民族界限画分加利西亚,用普选取代古罗马模式的选举制度,在利维夫创办一所乌克兰大学——均未得到满足。

1860年代,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失望和对波兰的新的支配地位的担忧,在年纪较大、较保守的神职知识分子中引起了亲俄罗斯的情绪。亲俄分子提倡一种乌克兰-俄罗斯混合语,并推动重视俄罗斯文化和政治的方针。从70年代起,他们在民粹主义者面前节节败退,民粹主义者鼓励采用本族方言,并强调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乌克兰人是同一个民族。

在世纪交替之际,加利西亚的民族冲突加深了。1902年发生了反对波兰地主的大规模农民罢工。乌克兰大学的学生们参加了示威运动,并和波兰人发生了冲突,1908年,一个学生刺杀了加利西亚总督。1907年奥地利议会的选举中实行男性公民普选的做法,加强了乌克兰人在维也纳的代表权,增加了对省一级实行同样改革的压力。与俄罗斯日益加剧的紧张关系。促使维也纳谋求乌克兰人同波兰人之间的和解,但波兰人的反对使古罗马的选举制度实际上保持到最后。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奥地利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仍是一个农民占压倒多数、政治上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阶层。不过,他们取得了进展,民族觉悟达到了很高的程度,这与俄罗斯统治下的乌克兰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布科维纳是聂斯特河中游与喀尔巴阡山主脉之间的一小片地区,曾是基辅罗斯和加利西亚-沃利尼亚公国的一部分。14世纪并入摩达维亚,后者在16世纪成为鄂图曼帝国的属国。1774年被奥地利兼并时,信奉正教的居民由两个民族组成,北部绝大多数是乌克兰人,南部是罗马尼亚人。

哈布斯堡王朝很快就实行像加利西亚一样的改革。从1787到1849年,布科维纳作为一个独立的区与加利西亚合在一起,1861年,当它成为奥匈帝国一个独立的州时,获得了完全的自治。19世纪,因移民的迁入,出现了若干相当大的犹太人和德国人的村社。德语是该省的官方语言;但乌克兰语和罗马尼亚语在公共生活中和某种行为准则上以及当地的大学中通用。到该世纪末,罗马尼亚人与乌克兰人之间在诸如乌克兰人企图在正教教会管理方面获得平等待遇这些问题上发生了摩擦,但未达到在加利西亚出现相互敌视的程度。从1860年代末起,布科维纳的乌克兰民族运动同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加利西亚民族运动获得了同样的发展。乌克兰学校的物资供应和教育设施比任何其他乌克兰地区的都优越。

位于喀尔巴阡山以南。外喀尔巴阡在地理上和政治上与其他乌克兰民族地区长期隔离。原为基辅罗斯领土,1015年后被匈牙利占领,并继续为其领土的一部分达1,000年。16~17世纪,同匈牙利一起隶属哈布斯堡王朝。1646年的《乌日哥罗德联合协议》实施后,根据类似《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联合协议》的条款,东仪天主教会在宗教领域处于支配地位。外喀尔巴阡的特点是农村人口占压倒多数,有众多的乌克兰农民和有权有势的匈牙利地主贵族,还有大量居住在城市和农村中的犹太人。

18世纪末,维也纳倡导的社会改革由于受到匈牙利贵族的反对很快就失败了。当时比加利西亚高的教育程度在19世纪初也下降了。但与加利西亚之间的教会纽带和文化纽带在19世纪中叶之前依旧非常牢固。

1848年的匈牙利革命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疏远了该国斯拉夫少数民族中的许多人。1849年,这次革命被俄罗斯军队下去。因而激发了亲俄的思想感情,导致亲俄主义成为外喀尔巴阡知识分子中在文化和政治方面的主要倾向。但是,1867年的政治安排产生了奥匈二元君主国,把对内政策的控制权交给了匈牙利寡头政治集团。对在学校和出版物中使用罗塞尼亚语的限制日益增加,匈牙利化的趋向越来越强。直到20世纪初,亲乌克兰的民粹主义运动才发展成与亲俄主义和匈牙利化的对立面。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外喀尔巴阡的乌克兰人的民族意识仍处于低度的发展水准。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1914年8月1日俄国与奥匈帝国之间敌对状态的开始,对交战国双方的乌克兰臣民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俄罗斯帝国,乌克兰的出版物和文化机构立即受到,重要人物被捕或被流放。9月,当俄军进入加利西亚时,后退的奥军处决了成千上万被怀疑为亲俄的人。沙皇当局占领加利西亚后,立即采取步骤使之完全并入俄罗斯帝国;他们禁止使用乌克兰语,关闭了学校,并准备取缔希腊公教会。1915年春,奥军重新攻占加利西亚后,俄罗斯化运动遂被中止。但西乌克兰仍是军事行动的战场,并遭到极大的破坏。

1917年2月的俄国革命使临时政府掌握了政权,它立即实行和集会自由,取消沙皇对少数民族的种种限制。随着乌克兰出版物的重新出版和各种文化和专业协会的成立以及各种政党的出现,乌克兰的民族生活变得生气勃勃。3月,根据这些组织的倡议,在基辅建立了中央拉达,作为乌克兰的代议机构。4月,有更广泛成员出席的全乌克兰人民代表大会宣布中央拉达为乌克兰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并选出历史学家赫鲁雪夫斯基为其主席。中央拉达公开宣布的目标是乌克兰领土的自治和使俄罗斯转变为一个民主的联邦共和国。

11月7日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发动政变之后,乌俄关系随之恶化。中央拉达拒绝接受新政权对乌克兰行使权力,并于11月20日宣布成立乌克兰民族共和国,尽管仍期望与即将召开的立宪会议上选举产生的民主的新俄罗斯一起加入联邦。布尔什维克接着也于12月在哈尔科夫举行的第一次全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宣布乌克兰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并成立了一个对立的政府。1918年1月,布尔什维克在左岸发动了一次进攻并向基辅逼近。中央拉达当时已开始和它希望从其得到军援的同盟国进行和平谈判,并于1月22日宣布乌克兰完全独立。但几乎同时,政府不得不立即撤退到右岸,因为苏维埃军队占领了基辅。2月9日,乌克兰和同盟国签订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3月初,德奥联军的一次进攻把布尔什维克逐出基辅,拉达政府于是返回首都。4月,红军撤离乌克兰。

乌克兰政府的各项社会主义政策,尤其是土地国有化政策,与为进行战争而最大限度地取得粮食供应的德国最高指挥部的利益相抵触。4月29日,拉达政府在一次德国人支持的政变中被斯科罗帕茨基将军推翻。原为一18世纪哥萨克盖特曼旁系后裔的斯科罗帕茨基接受了他欲使之成为世袭的“乌克兰盖特曼”的称号,废除了拉达通过的所有法令,建立了一个依靠地主和大部分俄罗斯城市中中产阶级支持的保守政权。新政府在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分子、社会主义者和农民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对。各主要反对党派和一些民间组织建立了一个乌克兰民族联盟来协调政策,而农民则通过反叛和游击战来表达他们的敌意。11月,德奥的投降解除了斯科罗帕茨基政权的主要支柱,而联盟则建立了一个执政内阁,准备将其推翻。斯科罗帕茨基谋求得到协约国的支持,宣布他打算与一个没有布尔什维克的未来俄罗斯一起加入联邦,从而引起了一次暴动。12月14日,盖特曼退位,执政内阁控制了基辅政府。

甚至在奥匈帝国垮台之前,西乌克兰的一些政治领袖在1918年10月的一次集会上就曾宣布建立一个简称为西乌克兰民族共和国的国家,包括加利西亚、北布科维纳和外喀尔巴阡。11月1日,乌克兰军队占领利维夫。此举引发了一场与波兰人的战争,波兰人决心将加利西亚并入重新建立的波兰国家。11月21日,波兰军队夺取了利维夫,但加利西亚的大部分仍在乌克兰控制之下,以彼得鲁雪维奇为首的政府迁往斯坦尼斯拉沃夫。1919年1月22日,两个乌克兰国在基辅宣布联合,但真正的政治结合却被正在增长的敌意所阻碍。这最终转为对乌克兰人不利,到7月末,波兰完全控制了加利西亚。彼得鲁雪维奇及其政府撤到乌克兰右岸,并于秋季流亡到维也纳,他们继续进行外交努力,反对对波兰占领的承认。

在基辅,已于1918年12月取得政权的执政内阁——起初由温尼琴科主持,从1919年2月起由彼得留拉主持,他也是总司令——正式重建了乌克兰民族共和国,并恢复了中央拉达的立法活动。它试图建立一个有效的行政机构并妥善处理日益增加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但由于越来越混乱的国内局势和充满敌意的国外环境,它的努力受到了阻挠。由于农民变得焦躁不安,军队士气低落,由难驾驭的头目领导的游击队运动在活动范围和暴力行为方面均不断升级,在许多地方,政府的权力有名无实或者根本不存在。协约国包括派遣远征军占领了敖得萨的法国在内,都支持俄罗斯白军。这支军队在俄罗斯南部集结在邓尼金将军的周围。1918年12月,布尔什维克在乌克兰东部发动了一场新攻势。1919年2月,他们重新夺回了基辅。执政内阁迁移到右岸并继续战斗。5月,邓尼金在左岸发动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战役。由于布尔什维克再一次撤退,彼特留拉的乌克兰部队和邓尼金的几个白军团在8月31日双双进入基辅。从9月到12月,乌克兰部队一直同邓尼金部队作战,但由于失利,遂向西北方向撤退,进入沃利尼亚。乌克兰部队在该地三面受敌∶西有波兰人,北有返回的红军,南有白军,只好停止正规的军事行动而转入游击战。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开始击退邓尼金部队,并于12月16日重新占领了基辅。到1920年2月,白军已被逐出乌克兰领土。

彼特留拉和毕苏斯基的波兰政府的谈判,以1920年4月签订的《华沙和约》而告终。根据该和约的条款,彼特留拉放弃了对加利西亚和沃利尼亚西部的领土要求,作为对波兰军援的回报。两天后,波兰-乌克兰联军发动的战役开始,5月6日,联军占领了基辅。布尔什维克发动的一次反攻使他们在8月逼近华沙的郊区。战争的形势再次发生转变,波兰和乌克兰的军队击退了苏联军队,并重新进入右岸,但是到了10月,波兰和苏俄军队签订了停战协定,1921年3月,波兰和苏俄双方签订了《里加条约》。波兰进一步承认了苏维埃乌克兰,但获得了西乌克兰地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个时期里和随后发生的革命大动汤中,乌克兰领土被4个国家瓜分。布科维纳分给了罗马尼亚,外喀尔巴阡并入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波兰吞并了加利西亚和西沃利尼亚以及北方一些相邻的小块土地,波兰边界以东的土地画归苏维埃乌克兰。

由布尔什维克控制的领土正式组成了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布尔什维克监护下,全乌克兰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7年12月举行,大会为乌克兰组成了一个苏维埃政府。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18年

3月举行,宣布苏维埃乌克兰独立;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19年3月举行,通过了苏维埃乌克兰第一部宪法。然而,这些举动基本上是对正在上升的乌克兰民族主义明显挑战作出的战术性反应。随着布尔什维克统治的巩固,苏维埃乌克兰逐渐将自己在外交和外贸领域的权力移交给俄罗斯。1922年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宣告成立,这个联邦包括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外高加索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个新的多民族联邦的第一部宪法于1924年1月批准生效。布尔什维克同其组织对各级政府及军队和秘密警察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力。

本身不容许对独立和联邦主义的原则作出让步,它要保持高度的集中统一。因此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在1918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成立大会上宣布,它是单一的俄罗斯(1924年后为全联邦)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从属于它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乌克兰除了从属于莫斯科外,它在民族成分上也是完全非乌克兰的。由于布尔什维克大多数人是外族,在意识形态上又重视无产阶级,所以他们在80%为乌克兰人、其中90%以上是农民的乌克兰居民中只是得到有限的支持。

20年代,布尔什维克面临的两个主要任务是恢复经济和安抚非俄罗斯人的少数民族。建筑在企业完全国有化和强制征粮基础上的的“战时”政策,给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再加上随后发生的旱灾,造成乌克兰在1921~1922年的饥荒中有100万 人饿死。1921年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该政策部分地恢复了工商业中的私营企业,并用固定税取代征粮以及农民有权在自由市场上出售剩馀农产品。到1927年,乌克兰的经济已恢复到战前水平,居民中的一部分人已过上一定程度的富裕生活。

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同时,布尔什维克还对非俄罗斯的少数民族进行安抚,并同时深入到他们中间。1923年公布了“本地化”政策,其中包括在教育、出版以及工作地点和政府中推广当地语言,发扬民族文化,以及从本地居民中选拔干部。这个政策在乌克兰实施的10年中加速了乌克兰化,并开创了一个乌克兰文化的全盛时期。在乌克兰内,普通党员中的乌克兰人比例到20年代末超过了50%。民族复兴上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乌克兰自主正教会,尽管存在反宗教宣传和骚扰,但自从1921年建立以来,它在乌克兰农民中赢得了大批追随者。民族复兴也引起了莫斯科的关注,斯大林这时正加强自己对党组织的控制。1925年,斯大林派他的忠实副手卡冈诺维奇前去领导乌克兰。

20年代末,斯大林开展了一场新的“自上而下的革命”。1928年开始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标志着新经济政策的结束和极危险的工业化的开始。在乌克兰,这导致加快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工业产量增加了4倍,工人人数增加至3倍,城镇人口的增长从占总人口的19%增加到34%。虽然工业部门的重点放在 重工业上,而且集中于顿内次盆地及聂伯河中央地区,但乌克兰的工业已经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

加速工业化的代价是由农民来承担的。1928年,政府针对富农采取了一些特别措施。这些办法从增税和增加谷物上缴定额到没收全部财产以至最终被放逐。到30年代中期,大约有10万家庭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和哈萨克。大规模的集体化开始于1929年,是在党的积极分子胁迫下和经济制裁的威胁下进行的。从1929年10月到1930年3月,集体化农场的百分比从9%增加到了65%,而到1935年底则 超过了90%。群众对集体化进行了抵制,形式有暴动、宰杀牲畜和破坏机器,而得到的回答则是增加已经很高的上缴定额和没收口粮。结果,造成了1932年到1933年的大饥荒,死亡人数高达500万到700万——这是和平时期发生的前所未有的人为大灾难。从俄罗斯来的移民被安置到荒无人烟的农村。传统的乌克兰农村则已经基本上被毁灭了。

在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同时,政府发起了一场反对“民族主义偏向”的运动。这场运动实际上发展成对乌克兰文化的讨伐。对乌克兰自主正教会进行的顶点是1930年取消该教会,逮捕并流放了主教和教士。秘密警察在1929年声称揭露了一个地下组织——乌克兰解放协会,它的领袖在1930年遭到审讯,并被判在劳动营长期服刑。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作家以及艺术家遭到逮捕,随后被监禁、流放或被处死。到1933年末,乌克兰化已停止,一个俄罗斯化政策开始实施。

乌克兰本身在人员的组成和性质上,由于斯大林的激变而出现了重大变化。从1929年到1934年的一系列整肃,将一代革命者、乌克兰化的支持者以及对集体化的过火作法表示怀疑的人基本上都从党内清除了。虽然普通党员和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这时都是忠于史达林的人,然而同1936年到1938年的恐怖行动相联系的新的整肃浪潮,使乌克兰的党员减少了一半,102名中央委员中有99人被枪决。1938年,赫鲁晓夫从莫斯科带着一大批俄罗斯员前来接管乌克兰的领导权。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大恐怖和党内的混乱才开始渐渐平息下来。

苏联当局重新控制新收复地区后立即进行经济重建。同战前一样,第四个五年计划仍将重点放在重工业上,从而损害了消费品生产。战前制度很快又恢复了。赫鲁晓夫以身分继续领导乌克兰,一直到1949年12月在莫斯科升任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列昂尼德·梅尔尼科夫接任他的职务。在党的队伍中进行的整肃是相对温和的。然而,一场为消除西方影响而采取强硬意识形态立场的运动同刚刚恢复的俄罗斯化运动同时展开。

西乌克兰的苏维埃化是一场拖延很久并充满暴力的过程。对苏军进行的武装抵抗一直延续到50年代初,它得到了当地农村居民的暗中支持。当时正在强制推行的集体化运动激怒了农民。希腊公教会也受到支持游击队及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的指控。在对教士进行逮捕和威吓后,,1946年3月在利沃夫举行的一次宗教会议上正式宣布希腊公教会同俄罗斯正教会“重新合并”。1949年,外喀尔巴阡地区的希腊公教会也以类似的形式被取缔。

1953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战胜他在莫斯科的一些对手对乌克兰来说特别重要。身为乌克兰的赫鲁雪夫熟悉乌克兰,他任命自己信任的干部担任党的职务,同乌克兰文化界的杰出人物也十分要好。与斯大林的反乌克兰的心态形成对照的是,赫鲁雪夫对那些坚持党的路线并忠诚为苏维埃国家服务的乌克兰人没有偏见。

斯大林死后不久,梅尔尼科夫被免去了乌克兰的职务,理由是“背离民族政策”,特别是提升非当地干部和在西乌克兰的高等教育中实行俄罗斯化。接替他的是基里琴科(Oleksy Kyrychenko),是担任过这个职务的第二个乌克兰人。这一举动以及与此同时进行的党和政府在人事问题上的变动提高了士气和信心,因为他们的权限领域也大大加强了。1954年,全苏联举行的庆祝乌克兰同俄罗斯“重新统一”300周年纪念活动,是表明乌克兰人地位正在上升的另一迹象;值此纪念活动之际,克里米亚半岛(1944年,该地的原住民鞑靼人被全部放逐)也从俄罗斯联邦画给了乌克兰。乌克兰党的官员开始提升到接近权力杠杆的莫斯科党中央机关。1957年,基里琴科调往莫斯科,任苏联中央委员会的书记。他的乌克兰的职务由波德戈尔内(Nikolay Podgorny)接任。1963年,波德戈尔内也调到莫斯科任中央委员会书记。党员人数在稳步增加,到1958年底已超过100万人,其中60.3%为乌克兰人,28.2%为俄罗斯人。

赫鲁晓夫还在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上实行有限的权力下放。这些措施增加了乌克兰党和政府的领袖以及官员阶层的权力,也刺激了他们的野心,这反过来又招致莫斯科对“地方主义”提出警告。早在1953年,大规模的恐怖活动已经减少,也采取了更加区别对待的方式。1955~1956年的大赦释放了集中营中的大多数犯人,数十万人回到了乌克兰。在赫鲁晓夫当政的后半期,一个明显的趋势是重新出现俄罗斯化。1959年通过的教育改革计划开始了一个压缩学校中乌克兰语教学的长期过程。1961年,新党纲强调俄语在消除苏联人民的民族隔阂上的重要性,并谈到苏联各共和国之间边界的重要性正在日渐缩小。党的理论家们发展了一种“民族融合”理论,该理论认为,当苏联社会向迈进时,民族语言也将随之消失。

在赫鲁晓夫当权的最后几年,有两个人物上升到重要地位,他们是谢列斯特(Petro Shelest)和谢尔比茨基(Volodymyr Shcherbytsky),乌克兰的政治舞台在他们两人的支配下,几达30年之久。两人早期均在地方党组织内从事党务工作。1961年,谢尔比茨基担任了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总理)。在波德戈尔内晋升到莫斯科中央后,谢列斯特于1963年6月接替他成为乌克兰党的领袖,同时,谢尔比茨基失掉了总理职务,从此销声匿迹。

赫鲁晓夫下台后,莫斯科的权力一直由以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3人为首的集体领导所分享。直到70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才占据了突出位置。谢列斯特是波德戈尔内的门徒,在赫鲁雪夫下台后不到一个月,便当上了政治局的正式委员。然而不久后,布里兹涅夫的追随者谢尔比茨基从相对默默无闻的状态中走了出来,他于1965年重新担任了基辅的总理职务,并于1966年成了莫斯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

莫斯科的新领导迅速取消了赫鲁晓夫的许多下放权力的措施。不过,新政权起初对非俄罗斯人表示了更多的关怀。莫斯科民族政策这种表面上的让步,是同领导集团忙于继承权的斗争有关,它促进了作为乌克兰谢列斯特时代特点的3种主要趋势。这3种趋势是∶日益壮大的文化复兴,基辅政界上层人物表现的更大自信,以及大规模持不同政见运动的日益发展。

文化复兴是建立在推行非斯大林化的解冻政策所取得的各项成就的基础上,虽然这些成就必然有一定限度,但也是来之不易。充当其先锋的是一批年轻的“60年代一代”,他们的成长期没有直接经受过恐

怖时期的苦难,他们在主题上和形式上都进行试验,有时还激起上一代人的怒火。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hginsulator.com/,欧洲杯荷兰越来越多过去遭到禁止的人物恢复了作为学者的名誉,历史学家开始探讨先前禁止涉及的问题。有关乌克兰历史的新的杂志刊物开始出现,大型百科全书式的出版物也在着手进行。这些活动遭到党内理论家和保守的文化界领导的猛烈攻击。

然而,自20年代实行乌克兰化以来,文化方面的成就是空前的。这些成就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受到党的领导层中有影响部门的支持,特别是谢列斯特本人的支持。除文化外,谢列斯特还捍卫乌克兰的经济利益,他在苏联的投资分配上努力为乌克兰争取更大的分额,并在经济管理上为共和国争取更大的控制权。这些努力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加强党在乌克兰人心目中的合法地位。在谢列斯特任职期间,乌克兰员人数增加的比例,是全联邦平均数的一倍。

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持不同政见运动开始出现以来,在谢列斯特时期继续有发展。持不同政见者所写的各种材料通过地下出版物日益广泛地流传开来,其中有的还流出国境,在外国出版。不过,整个60年代对持不同政见者采取的报复措施,一般来说还算温和。

1970年初,有迹象显示,谢列斯特政权的相对宽容作风快要结束了。乌克兰的格别乌首脑被撤换。诸如“反苏活动”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等刺耳的声音增加了;“伟大大的俄罗斯人民”受到赞颂。1971年,勃列日涅夫的门徒和谢列斯特的对手谢尔比茨基升任政治局的正式委员。1972年5月,谢列斯特被免去了乌克兰领袖的职务,由谢尔比茨基接替他。谢列斯特继续担任了一年的政治局委员和莫斯科的副总理,但在1973年5月,他失去了党和政府的一切职务。

谢尔比茨基的提升标志着勃列日涅夫巩固在莫斯科的权力方面的重要一步,并且是乌克兰战后政治生活中的转折点。谢尔比茨基在位达和政府17年之久,直至1989年秋辞职,数星期后去世。他的庇护人早已在1982年去世,此时,戈尔巴乔夫当政。

随着谢尔比茨基的上任,党和政府内的人事变动逐渐开始了,其中许多变动涉及撤换谢列斯特的支持者和提升同谢尔比茨基(也是布里兹涅夫)早期的事业基地——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组织——有关系的干部。1973~1975年的一场整肃使乌克兰近5%的党员遭到开除。

整个1972年到1973年,民族主义分子和人权活动分子不断遭到逮捕。随着1975年国际《赫尔辛基协定》及其人权条款的签字,乌克兰成立了一个赫尔辛基观察小组。到70年代末,其成员几乎全部被关进集中营或流亡国外,关进精神病院也成了一种新的政治迫害方法。

整个70年代和80年代,乌克兰的经济运作情况一直在滑坡。增长率下降,尤其是重要的冶金工业和煤炭工业,为一些严重问题所困扰。连续数年干旱的袭击,缺乏刺激因素,以及在集体农场管理上的过度集中,使农业生产处于十分不利的状况。苏联的能源政策越来越重视核能,而位于基辅西北车诺比的一座乌克兰核电站在1986年4月发生了一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核事故。然而,尽管自1982年以来莫斯科的领导层发生了多次变动,谢尔比茨基仍牢牢地坐在他的位子上。

Leave a Comment